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丝绸深加工传统技艺。中国刺绣源于远古时期的画缋工艺，至商周时，画缋由纯粹的彩绘发展成用彩色丝线绣出花纹轮廓，再以毛笔填绘彩色颜料。到公元前5世纪，完全用各种不同颜色的彩丝绣制刺绣品，用来制作衣服、衾枕、被褥等生活用品和装饰品，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崇尚。刺绣织锦和黄金美玉，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间相互馈赠交往的礼物，而且已经通过北方草原名族之手，远销到欧洲。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公元前5世纪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翟鸟穿花纹刺绣鞍褥面，底绸宽43厘米，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0/50根，阵法是锁绣辫子股绣。纹样结构以两弓型相背的格架作穿枝花草 ，即黼纹格架。翟鸟有的立于枝藤上作回顾状或鸣叫状，有得侧作飞越状，纹样风格与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及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出土的战国刺绣风格一致。德国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一座凯尔特时期的古墓（距今2500年），墓主人衣服也镶满了厚实而鲜艳的中国丝绸。战国时期诸侯妃嫔衣着服饰之华美缤纷自然不在话下，他们死后也按礼制规定，连棺材也用刺绣装裱。《礼记》就有“诸侯之棺，必衣郗绣”的记载。1958年湖南长沙烈士墓公园发掘了第33号战国时的楚墓，发现墓棺内四壁各裱一幅刺绣，懂、南两壁的刺绣尚完整。东壁所绣为变体龙凤与蔓草纹，龙凤头部写实、身子则转变成蔓草，作弓字形布局‘南壁绣的是变体形的鹤与鹿和蔓草纹。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期的墓葬，此墓规模不大，墓主人地位仅比士略高一些，但此墓出土的丝绸刺绣物数量之多，文彩之鲜丽如新，却是前所未见的。过去人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装饰艺术风格，只能依据那时的青铜器、金银器、漆器、铜镜、瓦当等，但都看不到像刺绣这样色彩斑斓和线条自如的装饰艺术作品，因此，马山砖厂战国楚墓的发现，真是使人大开眼界。

　　江陵马山砖厂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物，纹样设计新巧雅丽，有对龙凤纹绣浅黄面衾、蔓草龙纹绣、凤鸟花卉纹绣、龙凤虎纹绣蝉衣、蟠龙飞凤绣浅黄面衾、龙凤合体相蟠纹绣等等。这些无比精美的刺绣纹样，题材内容都具有丰富的象征含意。用得最多的龙凤纹样，是中华上古文明的继承发展。在战国时期龙凤既象征宫廷昌隆，又象征婚姻美满。鹤与鹿则与神仙长寿的神话有关，象征长寿。翟鸟（雉鸡）是后妃身份的标志。猫头鹰象征胜利之神。在造型表现上，贯穿了中华传统艺术的理性精神，纹样造型绝非自然形象的翻版，而是作者根据理念和审美还念的创造。像龙、风这类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人文动物，就是集中了多种自然动物的特征于一身而创作的艺术造型，它的完成是积累了中华名族历朝历代的文化成果而相得益彰。因此，战国时期的刺绣精华，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

　　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 布局宏伟、严整而富有变化，它是商周以来以青铜纹样 为代表的严格对称对位，以中轴线为主导，以几何格架为框届的传统布局方法的发展。战国刺绣纹样一般按照垂直线、水平线或对角线组成的方形或菱形为纹样布局的依据，但不像商周青铜纹样那样刻板，而是在大的框架中做局部的灵活变化。纹样有时顺着骨格线反复连续，有时则在某处作中转隔断，或作左右对称，或作上下对称连续，或按上下、左右错开二分之一作移位对称连接。花草藤蔓等副题按图案框架生长，既起骨格作用，又富有装饰的条理美，而在大小空间布饰主体动物纹样。这些主题动物，或与花草藤蔓连结成共生体，或由各种动物相互蟠叠成组合体。也有写实形与变体形互相组合的，把图案的变化规律与统一规律，运用得天衣无缝。

　　战国刺绣的色彩，富丽缤纷而又和谐统一。在一幅作品中，使用的颜色色相不是很多，一般不超过五种颜色，地色用朱红、古铜、湘绿、淡橘。浅茶黄。浅草绿等明亮、有温暖的感的颜色。花纹常用深褐色勾勒、名黄色填铺，再用白色或地色对比的颜色在关键处作少量点缀，起到提神醒目的作用。配色方法，开创了对比色中弱对比和邻近色中的明度等次对比的成功范例。

　　战国刺绣的针法，以锁绣辫子股绣法为主，针法均匀整而富有装饰性。绣制成匹满地花纹的绣品，不仅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纯熟灵活的技巧，而且需要聪明的艺术悟性、兴趣和毅力，这也是中华儿女性心灵美德的表现。作者有幸亲自分析了湖南长沙左家塘出土的战国丝绸，根据出土实物绘制了组织结构图及纹样复原图，有些丝织品还用意匠纸点绘成意匠图。通过组织分析和纹样复原，深深被祖辈的丝绸科技和艺术成就做鼓舞，深感研究中国传统丝绸科技文化意义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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